1978年10月，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把我带进了向往已久的大学。

教我们第一门课程《中国古代史》的是段培勋讲师，他的课生动活泼，注重个案研究，特别喜欢组织课堂讨论，每次我都积极发言、乐在其中。教这门课的还有黎军教授，他一身中山装，很有学者风范。他知识面极为丰富而且严谨，讲课时引用史籍原文很多，认为历史研究越细致越接近真理，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们都恨不得把他讲的每一个字都记在笔记上。

教《中国现代史》的杨光彦教授时常面带微笑，穿着比较新派。他讲课时穿插了很多新发现的史料，让我们对现代中国很多复杂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茅塞顿开。教《世界近代史》的陈紫华教授上课条理分明、逻辑性强，备课极为认真，讲课的每一个字几乎都写在讲稿上。后来我们才发现，我们的课堂笔记就是优秀的教材。他的学术研究方向是英国史，后来担任全国高校的英国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教《世界现代史》的罗洪彰教授喜欢讲非洲史特别是肯尼亚史，因为这是他的学术研究方向。他的课让我对肯尼亚这个国家深感兴趣，几十年过去都念念不忘，退休后马上赶赴肯尼亚旅游。教《唐代经济史》的何汝泉教授长期从事隋唐五代史教学，著有多部论述唐代历史的学术专著。毕业几十年了，一个学生去看他，发现何老师尽管多次搬家，家中的许多生活用品都舍弃了，唯独学生的作业和论文手稿还完整、妥善保管着。足见老一辈学者做人、做事之用心，也可见老师对学生心血的珍视。

这些难忘的大学历史老师，让我受益匪浅。大学毕业后，我担任政治理论课教师。我欣慰的是，不管是政治理论课还是艺术欣赏课，我的课都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