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

生态农业有着投入周期长、收效慢的特征，投入与产出往往存在较大的落差。

拿禾园生态农场为例，有机鲜稻米农产品销售收入为468.48万元/年，水产养殖收入15.2万元/年，大米加工副产品（油糠、细米、稻谷壳等）收入62.5万元/年。加上获得的专项补贴，包括地力补贴13万元、稻谷补贴84万元，合计收入643.18万元，而年总投入需要964.26万元，年亏损321.08万元。

这也正是经营者在选择农业生产技术时，倾向于那些见效快、成本低的技术，对有助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新技术视而不见的原因所在。

此外，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对于一些新农业技术的推广缺少热情，更有部分人认为那是环保部门的责任，和他们没有关系。然而，生态农场的发展从来就不是某个人、某个部门的任务，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需要多个部门长期的通力合作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在李新民看来，生态农场建设目前面临的问题还有这两个方面：一是一般农业用地较少，发展空间受到制约；二是员工年龄普遍较大，需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吸纳更多的年轻人就业。

扶持政策正在探索

农业农村部生态总站推进国家生态农场建设，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善举。

“但是，生态农场建设不宜一哄而上，不能够搞成一项运动，各地要量力而行，成熟一家、发展一家，巩固一家，带动一方。要保证参与企业能够付出与回报相匹配，通过生态农场建设能够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提升企业档次，增加经济收益，同时作为样板与标杆，起到良好宣传与示范效应，能够带来持久的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国家级生态农场评委、安阳市农科院农业生态与环境研究所专家刘庆生提出了冷静客观的建议。

刘庆生说，管理部门需要制定配套政策与标准，直接服务于生态农场建设需求，各省市依据具体生产需要，制定符合生产实际的生产技术规程、产品地方标准等，不断推进生态农场标准化生产，让生产企业有规可循，使相类似地区形成产品一致性与高品质。

“比如，需要制定《河南省生态农场冬小麦生产技术规程》《河南省生态农场玉米生产技术规程》《河南省生态农场茶叶生产技术规程》等。”刘庆生说，“同时，鼓励企业制定企业标准，推荐到市场监管局备案，可供相类似地区生产参考。”

对于资金缺乏的问题，刘庆生建议：“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可以在生产端进行精准生态补偿，把部分显性成本由全社会承担。比如，生态用地需要达到农场面积5％~15％，在确认为生态农场后，生态用地委托第三方进行核实并向社会公示，由财政给予相应土地产值补偿合情合理，产地补贴精确度高，生产者也容易接受。政府主管部门做好生产服务与政策制定，为生产企业创建良好生产环境，提供技术、政策、法规等全方位服务，规避生产风险，保证农业生产生态化顺利进行。”

生态农场建设也呼唤专业的技术团队服务，省市县农业农村管理部门、涉农大专院校与科研院所应积极为生态农场建设出谋划策，提供智力支持。

像匡祯超、李新民、徐浩这样的生产者也需要及时学习新理念、新技术及涉及农业生产的相关法律法规，规避法律风险。

刘庆生建议，管理部门以科技特派员形式对企业进行派驻对接，政府给予相应资金支持与技能培训，技术人员与企业进行双向选择，管理部门对服务表现进行定期考核反馈，让技术落地到生产一线，服务零距离。

近日，农业农村部成立了生态农场建设专家指导组，农业农村部生态总站严东权站长任专家指导组组长，华南农业大学骆世明教授和中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协会高尚宾研究员任副组长。专家指导组将跟踪分析全国生态农场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提供相关研究报告，提出政策措施建议；围绕生态农场建设、生态农业技术集成与应用，提出具有区域适用性的技术方案；定期开展实地调研，凝练总结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主体的生态农业技术模式，等等。

据了解，国家层面的生态农业扶持政策，将以生态农场为重点对象探索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深松整地为重点的地力补偿政策，化学农药减量增效、畜禽粪污减排降污、农膜回收利用为重点的环境补偿政策，稻田甲烷、农用地氧化亚氮、动物肠道甲烷、畜禽粪便管理甲烷和氧化亚氮减少排放为重点的低碳补偿政策，以及技术优先推广、专家优先服务、金融优先支持、用地优先保障、产品优质优价等配套扶持政策。

黄志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省开展生态农场评价试点工作，就是想打造一批农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为生态循环农业创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目前，我省的生态农场主要集中分布在豫南的信阳、南阳、驻马店地区，是因为这些区域自然条件更利于生态农场的培育、评价，下一步评价工作还会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今后将组织全省农业生态环保体系和行业专家，加快主体培育、做好服务指导、加强跟踪评估、开展宣传推介，推进生态农场培育工作高质量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