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万强

集体化时的生产队可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生产队不仅有队长、副队长，而且配有牛把子队长、妇女队长、会计等。

老父亲这一生很平凡，没干过惊天动地的事，是个地地道道、本本分分的农民。

年轻时会做豆腐、红薯粉条，养过蜜蜂，最多时养到20多箱，不过这些都是业余干的。父亲干时间最长的就属牛把子队长了！

集体时我们生产队有200多口人、200多亩耕地，最多时喂有6头牛、一头驴、两匹马，也是一支不小的队伍。当时光牛把子就4个。

说是牛把子队长，其实同饲养员牛把子没啥区别，没有特殊待遇，就是喂牲口搞耕种从事运输生产。甚至是要干在别人前头，休息在别人后面，付出的要比别人多，只是工分比一般劳动力高一点，一般一天一个劳动力是12分，牛把子是15分。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农业活季节紧，耽误不得。尤其是每年的秋收种麦季节，时间非常关键。加之过去农业种植没有机械化，全凭大牲畜耕种，小麦种植对耕地的要求条件高，需要三犁九耙。耗时长费力气，每犁一次地都得十天半个月。而且大部分时间中午是人回去吃饭，让牲口卧地休息不卸套，下午接着干。

我记得生产队每次犁地头耙地边时，多半都是挤在又饥又饿的晌午或下午较晚的时间，往往这时候也占不住更多的人更多的犁耙。

人困马乏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多干，唯有父亲和他的牲口还在忙活。时间长了就成了习惯，别人把父亲的付出当成了应当应分。谁让你是牛把子队长呢。

父亲这样干不仅自己受累，牲口也跟着遭罪。所以说父亲整天吃饭都没有应时过。尽管他在牲口的饲养上一样付出，但经他使用过的牲口，从没有上过膘。因为他使的牲口要比别人多一倍的付出，而吃草用料是一样分配。

干牛把子也是个体力活，既绑人又费力气，大牲口每天两头都需要进食，有时难免会有个病痛之灾的。况且大螺子大马的都还需要吃夜草。那年头父亲很少在家，白天忙生产队里的耕种运输，夜里忙着照应牲口。生怕有任何闪失。

父亲非常爱惜他喂的牲口。我记得有几次马得紧肚疼，都是父亲到兽医站找兽医给治疗的，每次在打针用药的同时，父亲还会按照医生的嘱托，通宵达旦地牵着马在临坡路上游走，直到马排出粪便，病情好转才放心休息。由于父亲积累的这些经验，在关键时候还真是派上了用场。

不用说老父亲在农业耕种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尤其是经过他使用的牲口耙出来的土地，不仅平整、坷垃少、虚翻诺实，而且有边有样，种植出来的麦子出芽率高齐整，效果特别好。但我清楚，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分付出，一分收获。”干什么事都是如此。耙地也需要抓火候，早了不行、晚了更不行。要想把地耙匀、耙平，把坷垃耙烂，不仅需要正着耙、倒着耙，更需要耥耙、圆边，三番五次地折腾。一块五六亩的地耙下来，有时把牲口累得通身都是汗，要不然就甭想达到想要的结果！

除了这些，老父亲在驯服牲口方面还有一套经验和方法。我记得那一年，生产队在原有骡驴各一匹的基础上，从内蒙古购回了一红一黑两匹马。这些马尽管很便宜，但由于个头小，不懂号头，而不好使用。但最终还是被父亲调教驯服了。

父亲由于常年饲养大牲畜的缘故逐步积累了治疗牲畜疾病的经验，像耕牛精神不振，不愿进食，他通过观察牛鼻子出汗与否就能断定是不是患了感冒之类的疾病。通过配制葱姜熬制成汤让牛饮用，就会很快使其痊愈。

我记得有几次牛感冒不好好吃草，父亲还让母亲熬制米汤给牛喝。耕牛不食肚胀之类的疾病经他用土方治疗就能恢复。像骡马不进食，长卧不起，经他一观察就能测定是得了什么病，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用土办法能治疗的话，就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就请兽医治疗。像大牲畜一旦得了紧肚疼，除请医生治疗外，是不能让其躺卧的，需要不停地让牲畜走动，否则治疗不及时就有可能被撑胀致死的。

生产队时不管人还是牲畜一年四季都有干不完的活，不管秋季麦季都会忙个不停，冬春季节也是如此，冬天农闲时队里的牲口就会被集中起来往地里转粪。那时候一俱牲口一年下来积攒好多牛铺粪，牛把子的任务就是负责装车、卸车，还要把拉到地里的粪一锨一锨地摊撒到地里。这些事刚一忙完，春耕生产就要开始了。

就这样父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干着，直到集体散伙，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父亲才告别了牛把子队长的工作。

1984年，生产队解散时，那时候农业机械化还没普及，由于我们家人多地多，耕种任务大，没有大牲畜还真不行。集体分家时，队里的一红一黑两匹马作价给了我们家。这项伺候使用大牲口的事自然落在了父亲身上。

好景不长。母亲患上了绝症，两匹马也没有逃脱被卖掉的厄运，并为此花光了所有积蓄，但母亲的病依然还是没有治好，三年后母亲还是离开了我们。

由于没有了牲畜，那些年我们家的土地耕种不得不靠亲戚朋友去帮衬接济。

如今，父亲虽然已经离我远去，但遥想当年，老父亲跨马驰骋、踩耙整地、扬鞭催驾、挥鞭耕种时那威武、潇洒、英俊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浮现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