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弟弟从医专毕业后，我家的年夜饭，就总是少一个人。

毕业第一年，他进了县城的一所私立医院。那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弟弟。每日坐诊、手术、值班，他住在医院宿舍难得回家一次，生性内敛的他也极少给家人打电话。不管是家庭聚餐，还是亲戚酒席，我们已经渐渐习惯了他的缺席。除了除夕夜。

除夕，是全家唯一保留下来必须团聚的日子，这一天不管大家身处何方，都会似鸟儿归巢，在天黑前必定赶回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热乎乎的年夜饭。

除夕一早，弟弟就打电话来说今天要留在医院值班。全家愕然，爸爸表示要与院长沟通，将弟弟从值班名额中换下。弟弟只说，这是单位的安排，把我换下来，那其他医生呢？  

那天下午，妈妈在家中早早煮好了一锅鹅和猪蹄，用瓷盆装满一盆，我和小弟弟跟着爸爸一起开车把瓷盆送去医院。送到时大弟弟正在食堂吃饭，圆桌围满了值班的医护人员，桌上放着几盆大锅菜。大弟弟没料到我们会来医院，赶忙放下米饭起身来迎。爸爸看了一眼桌上见底的菜碗，让我们赶紧把瓷盆放下。我们笑着与大家道完“新年快乐”，大弟弟送我们出门，他刚把我们送到食堂门口，爸爸便说：“别送我们了，快进去吃饭吧，待会儿菜又被吃完了。”

爸爸走出大门，双手抹了一把脸，眼眶微红。

那一年，是我记忆中家里除夕第一次有人缺席。我们的小家没有团聚，我们把弟弟给了大家。

第二年除夕，大弟弟不用值班了。大年夜全家欢天喜地坐在一起，围着满桌的菜肴，正吃得高兴，大弟弟接了一个电话，挂了电话他草草扒拉了两口米饭——急诊有一个少年手被玻璃碎扎透，他需立刻赶到医院为少年进行手术。

我站在家门口，看着弟弟独自穿过马路两旁万家盛放的烟火，乘上在路口等待的救护车呼啸而去。

我们慢慢接受了大弟弟在除夕夜的缺席，也接受了他在成为医生的那一刻起，我家的团圆就注定要为病人的健康让路。

去年，大弟弟换到了镇上的卫生院工作，他有了更多的时间能回归到家庭中，就在我们以为他可以在家安心过个年时，突然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让全国上下从定点医院到基层卫生院全都紧张起来，进入了备战状态。他依然没能顾上好好歇口气，在新年一早就匆匆赶去医院值班。春节期间每天戴着口罩，穿上白大褂，不是消失在我未醒来的清晨，就是消失在接到急诊电话的夜里。

今年，为了防止春节人口流动让疫情反扑，各地提倡就地过年。我和爸妈打算今年一起留在上海过年，就不回老家了。前几日跟弟弟说起这事，他叹了一口气：“那我今年过年会有点冷清啊。”

过了一会儿，又听他笑着说：“不过也没什么，你们响应号召在上海过年，我就正好安心在医院值班过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