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秋天，我考上了大学，那一年大学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四。我能考上多少令母亲有些意外，欣喜之余，她冷静地跟我说，你应该去谢谢班主任许老师。我低头不语，内心有些抗拒，我觉得去谢师不应该空手去。母亲看不出我的心思，或许是看出了而佯装不知，以那时的家境，也拿不出像样的礼物。母亲塞给我一把手电筒，催促我出了家门。

许老师住教工宿舍一楼，屋里亮着灯，厨房里有涮洗的声音，可我迟迟不敢敲门，直到出门倒垃圾的老师发现了在门外徘徊的我。老师把我让进屋里，那时的我严重“社恐”，低着头涨红了脸却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恨不得把手中的手电筒拧成麻花。还是师母解了围，她从厨房端出一盘切好的花心藕让我吃。花心藕通体雪白无一丝杂质，肉质细嫩、甜而不腻，赛过酥梨；横断面上九个孔围绕着圆心整齐有序地排列着，状如美丽的花瓣，故名为花心藕。

我接过师母递过来的藕片慢慢咀嚼，师母善解人意地替我说着话：你是考上了大学，来向老师表示感谢的对吗？我使劲点头。师母又转向老师：你们班今年考得真是不错哦！老师很开心，大概晚饭时喝了酒，平素就红红的鼻头更红了：他们都很不错，有好几个原先以为考不上的都考上了。我知道，我也是在老师以为考不上的范围内。

我喜欢文科，但母亲笃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每天看着理科试题，我一点也学不进去。直到临近高考前三个月，许老师在早读课上发了一通火，我看着许老师涨得通红的鼻头，鼻头上毛细血管清晰可见。他愤怒又焦虑地看着我们，就像一个父亲面对青春期的叛逆孩子。我忽然觉得羞愧，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没日没夜地恶补数理化，拼命刷题，甚至进考场的前几分钟还在临时抱佛脚。终于，我考上了北方一所大学。

时光荏苒，如今我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少年。我可以在工作中和同事无障碍沟通，也可以站上三尺讲台侃侃而谈。或许正是许老师和师母的善良和温暖，无形中帮助“社恐”的我度过了心理上的那道坎。

如今我远离故乡，故乡的人老了，母亲干瘪成一枚核桃却依然美丽；白发的师长踟蹰于超市忘了要买的物品，却还记得学生的姓名。故乡的花心藕再也遍寻不着，许是因为心境的变化。我决定做一道润燥的糯米莲藕，将浓浓的思念融进精心调制的蜜汁里，于是那莲藕也就有了别样的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