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我调入宝钢。

宝钢建设初期，现场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当时，我作为炼铁厂生产甲方代表，与厂长、书记一起坚守在工地的帐篷里。春节期间，我们冒着严寒与冶建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起，在50余米高的高炉炉顶，解决了可能会影响今后正常生产的重大质量问题，受到当时宝钢工程指挥部领导的表彰和鼓励，并送我一包红枣作为春节礼物。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一小包红枣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1985年9月，新中国第一座世界级大高炉流出了铁水。当然，宝钢生产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88年初，由于种种原因，高炉炉顶关键设备异常磨损，炉顶压力下降，生铁产量直线下降。领导焦急，同事们担心。此时，我已经调离了炼铁厂。巨大的责任心和对高炉的感情，使我放弃了节假日和休息时间，重新回到高炉。已经报废的设备能否修复再使用呢？我经过落料曲线计算，并利用高炉休风机会再次进入炉顶室内，考察确认了使用情况，最终向厂领导提出建议。厂长安排我负责修复项目，这是信任，也是压力。修复工作只准成功不许失败，巨大的压力使我经常夜不能寐，思考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1988年5月10日高炉定修，我彻夜坚守设备更换现场。5月11日凌晨，高炉开始送风，炉顶压力缓慢上升，修复的设备经受住了压力考验，成功！1988年生铁产量超额完成任务，宝钢生产各项指标也达到了目标。

现在我已经垂垂老矣，劳碌辛苦了一辈子，终于可以放慢脚步，静静享受暮色安宁。我的心中一直镌刻着康德的话：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