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晔

1861年，洋务派首领奕讠斤、桂良、文祥三人联衔上奏《统筹全局善后章程》，提出清政府在办理对外交涉的过程中，存在不可忽视的语言障碍，并提出创办语言学校培养通晓外语专门人才的构想。1862年，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于北京设立，开办了英、俄、法三馆，招收的学生人数控制在每馆10人，原计划等到学生学会语言后立即停止办学。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派也逐渐意识到西方“历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更为先进，于是1867年主管同文馆办学的总理衙门在馆中增设天文算学馆，将天文、算学等西学课程纳入京师同文馆课程体系。伴随着学科设置的丰富，京师同文馆的生源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招收学生的方式由创办初期的单一咨传转变为招考、保送这种多元的专业形式。

一、咨传八旗少年入馆

京师同文馆从1862年创办到1867年天文算学馆成立之前仅教授语言学科，咨传是同文馆创办初期唯一的招选学生的方式，咨传的对象是满、蒙、汉八旗中十三四岁以下的少年。总理衙门之所以对招生范围进行限制，主要有如下几点原因：首先，原俄罗斯文馆招生范围限制在二十四名八旗官学生，为削弱保守派反对办学的声音，京师同文馆效仿俄罗斯文馆旧例将招生范围限定为三十名八旗子弟；其次，清政府为垄断外交大权，防止外交机密为汉人掌握，计划只培养少量为自身所信赖又方便差遣的“家奴”；最后，同文馆是清政府为应对西方列强交涉而创办的临时学校，原计划待学生学成外语后即停止办学，也未将同文馆视作与科举并行的正途出路，因此在创办初期没有考虑通过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优质学员。

由于十九世纪中叶清朝风气未开，无人肯以洋人为师，认为学习外语等同于卖国，有身份地位的旗人自然不愿入馆学习，而有学习意愿的汉人又不在招生范围内，所以招收的学生皆为家境贫寒的旗人子弟。这些十三四岁的八旗少年此前一直接受的是满文教育，尚未接触过汉语，而缺乏汉语的根基，直接接触西文和翻译无异于是空中楼阁，这就很难保证通过咨传方式入学的学生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事实也确实如此，同文馆的早期学员里学有所成并担任外交公使的除张德彝、凤仪、庆常等人外，大都出路不详。

二、招考正途举人入学

在兴办洋务事业的过程中，奕讠斤等人逐渐意识到中国在武器和机械制造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单纯培养外语翻译不足以抵御外来侵略，于是在1866年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他们认为只有学会算学、格致等基础知识才能掌握制造机器和火器的精妙，于是开设天文算学馆传授西学这一决定使同文馆的性质从一个单一学科的语言学校转向文理兼备的综合学堂。考虑到新增设的自然科学类学科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要求较高，必须改革原有仅咨传低龄少年儿童的招生方式，让真正有资质的学生入馆学习，因此1866年奕讠斤在《请添设一馆讲求天文算学折》中奏请通过考试招取汉文通顺、年龄在二十以上的满汉举人及贡生。次年1月，奕讠斤再度上奏，请求将招生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进士出身的京外官员。此举打破了清廷对于人才的限制，为有学习意愿的汉人进入京师同文馆创造了条件。再者，放宽年龄限制，通过考察策论文理的方式招生，为学习外语和西学提供了拥有扎实汉语基础和更深层次理解能力的生源。更重要的是招收举人、贡生、进士等正途人员，不仅体现了洋务派对于新设天文算学馆的重视，还体现了其为国家储备懂外语知西学的新型人才的意愿。

1885年同文馆进行第四次招生考试时，总理衙门在丁韪良的建议下将招生要求进一步放宽到十五岁到二十五岁之间通晓汉文者，使得报考空前踊跃。1887年报考同文馆的考生将近四百人，招考内容不仅包含策论文理，还包括外语、天文、算学等学科。

三、保送沪粤两馆学生入京馆

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相继创办于1863年和1864年，是由李鸿章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的办法在上海、广州两大中外交涉中心地带设立的外国语言学堂，为政府涉外部门培养专业译员。起初沪、粤两馆并不承担向京师同文馆举荐优秀学员继续深造的任务，而是待学生完成学业后送京参加考试并直接授予官职，直到京师同文馆因天文算学馆成立后急需扩充新馆生源时才出现两馆保送学生去京师同文馆进修的情况。1866年奕讠斤等总理衙门大臣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主张引发了部分保守的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员的激烈反对，虽然总理衙门最终克服了守旧势力对于添设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的反对意见，在皇帝和两宫太后的支持下成功开办新馆，却由于大学士倭仁等顽固势力大肆宣扬天文和算学乃工匠之“末艺”、为儒士所不屑的主张，使人们将学习外语、西学视为与正途相异的旁门左道甚至卖国行径。因此天文算学馆甫经成立就陷入了招生困难的窘境，为挽救因学员缺乏濒于解散的京师同文馆，总理衙门决定调取粤、沪两馆成绩优异的学员入京师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等新增设的西学科目，以维持京师同文馆的正常办学。

京师同文馆择优调取粤、沪两馆学员入馆进修的时间点恰逢两地第一届学员完成三年学业。两馆迅速对总理衙门的指示做出反应，开始考测学生的语言能力，分别于1867年和1868年遴选出优秀的学员入京进一步考核。不同于京师同文馆的课程设置，上海广方言馆在设立之初就全然突破了仅仅为对外交涉培养翻译的藩篱，它的授课内容除了外语和经学，还有算学这样的西学课程，保障了完成学业的学生有一定的外语和西学功底，可以进一步接受更深层次的教育。总理衙门对这批学生进行了英汉互译和算数方面的考察，结果发现他们的素养确实不错，这些学生进入京师同文馆进一步深造后成绩大都名列前茅，成为京师同文馆毕业生中的翘楚，并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外交、政治、教育等领域大放异彩，如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洋务专家蔡锡勇、民国外交总长陆征祥等。

总之，虽然择两馆优者保送是总理衙门面对京师同文馆招生不利时采取的无奈之举，但对改善馆内生源素质、带动教学质量都大有裨益，正是这一举措使得京师同文馆成为洋务运动和近代对外事务的重要人才输送地。京师同文馆招生方式的改进，既迎合了近代新式学堂的办学需求，又适应了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了解世界实现自强的需求，为晚清乃至民国社会工业、国家外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